讲一件苏联历史上让人后背发凉的事。1933年4月,一位作家给斯大林写了两封长信。
这位作家叫肖洛霍夫,就是写《静静的顿河》的那位,拿过诺贝尔文学奖。他当时住在顿河地区,亲眼看见了农村正在发生的事:粮食被征粮队搜刮得一粒不剩,农民连来年的种子都没留下。

地方干部为了完成征粮任务,把农民吊起来打,扒光衣服扔进雪地里冻。谁家敢藏半袋麦子,当场没收。老人和孩子开始浮肿,接着一个接一个倒下。
肖洛霍夫实在看不下去,提笔给克里姆林宫写了信。他说:“集体农庄庄员们和个体农民们由于饥饿现在正濒临死亡……工作人员正暴力征粮。” 他把最真实的情况写了进去,请求斯大林拨一些粮食下来,救人要紧。

他大概以为克里姆林宫的人只是不知道下面有多惨。
他不知道的是,斯大林什么都知道。
斯大林的回信
斯大林给他回了信。这封信后来收进了《斯大林全集》,成了研究苏联大饥荒最常被引用的一手材料。
回信的前半段,斯大林承认情况属实,表示已经派人去查,也批了些粮食。口气还算缓和。

然后话锋一转。斯大林说:“但是,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。肖洛霍夫同志,为了不让您的观察出现片面性,您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面。”
接下来的内容,是这封信的核心。
斯大林写道:“问题的另一面是,那些受尊敬的耕作者们,其实是在对苏维埃政权进行一场‘无声的’战争。这是一场饿死的战争。”
他接着解释:这些农民故意破坏生产,故意不播种,故意偷懒,目的是让工人和红军没有面包吃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,他们甚至不惜让自己、让家人活活饿死。

农民故意饿死自己。 这不是气话,是斯大林落笔写在纸上、盖了章、收进全集的正式表态。
翻译成大白话就是:不是我的政策有问题,是这帮农民太狡猾。他们宁可眼睁睁看着孩子死在自己怀里,也要用尸骨堆成一座碑,来证明我搞的集体化是错的。
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,面对大地上正在发生的饥荒,面对作家写来的求救信,他说的话是:他们在演戏,他们在搞我。

为什么他要这样说
要理解斯大林这套逻辑,得把时间往回拨几年。
1920年代末,斯大林推了两件大事。
一是工业化,要在最短时间内赶上西方。二是农业集体化,把全国的土地和粮食全部收归国家统一调配。说白了就一个算盘——把农民地里产出的粮食全拿走,一部分养活城市工人,一部分出口换外汇,买外国的机器设备。

这个计划一推,最先反弹的就是农民。尤其是那些经营得不错的自耕农,在集体化的口号下被划成“富农”,一夜之间牲畜充公、土地归集体,连锅碗瓢盆都不给你留。
农民们当然不干,有的偷偷杀牲口,有的把麦子藏在地窖里,有的干脆不种地了。
粮食收不上来,城市开始缺粮,出口任务完不成。斯大林在1932年的一次演讲中说,征集粮食之所以这么难,都是阶级敌人在搞破坏。农民故意阻挠他的集体化方案,借此挑战政权的威信。

承认政策有问题是绝对不行的。
那等于承认他搞的这一套行不通。只能把罪名全扣到农民头上——不是我们的政策太狠,是你们的立场反动。
这种思维一直延续到1933年。
乌克兰的一位州委书记当面向斯大林汇报农村饥荒的惨状,斯大林的回答是一顿训斥:“您编造了关于饥荒的故事,以为可以吓唬住我们,但这是行不通的!您最好放弃州委书记的职务,参加作家协会去,到那里编故事,供傻子们阅读吧。”

那场饥荒到底死了多少人
那场饥荒持续了整整两年,覆盖了乌克兰、北高加索、伏尔加河中下游、哈萨克斯坦等主要产粮区,波及人口大约五千万。
具体饿死了多少人,至今没有定论。学者们的估算在三百万到八百万之间,仅乌克兰一地就有一百万到三百万。
有的说法更触目惊心:1933年,乌克兰每天有两万八千人饿死,每小时一千一百多人,每分钟二十人。

而这一切发生的时候,苏联还在对外出口粮食,换取买机器的外汇。
也是在这个背景下,斯大林亲自起草了一道法令:集体农庄庄员如果在收割后的田里捡哪怕一穗麦子带回家,最高可判枪决或十年劳动改造。
这道法令后来被民间叫作“麦穗法”——一捡麦穗可能丢命。
清算还没结束
如果你以为饥荒过去之后清算就结束了,那就太小看这套逻辑了。
1936年,苏联乌克兰、北高加索等地因为气候恶劣再次歉收,农村又一次陷入粮食困难。离上次大饥荒不过四年,伤口还没愈合,恐慌又开始了。
斯大林的反应一如既往:不是政策有问题,是敌人还没肃清。他认定那些曾经被流放后又回到家乡的前富农是“反苏奸细的主谋”,下令来一次全国范围的清洗。

政治局会议上,斯大林亲自下了命令:各州在五天内提交三人小组名单,由州党委书记、内务部地方局长和州检察长组成,迅速审理案件并执行枪毙,其余人员关进集中营。
这次“富农战役”,政治局批准的第一批镇压人数就达十八万余人,其中六万七千多人被判枪毙,十一万多人被判流放。
内务部首脑叶若夫说得直白——“战役中难免有无罪之人被消灭,多枪毙百八十个人没什么了不起的”。有人问他如何对待七八十岁以上的前富农,他的回答是——“只要还能站起来就枪毙”。

有些州的内务部官员试图说“我们这儿没那么多敌人”,结果这几位自己就被抓起来枪毙了。既然你说没敌人,那你就是敌人。
这套逻辑从头到尾没变过:有饥荒?不是政策错了,是农民故意搞破坏。
死了人?不是我们征走了口粮,是他们用自杀式抵抗抹黑苏维埃。还有人活着没饿死?那说明肃清还不够彻底,再抓一批、再枪毙一批。

几句想说的话
写这段历史的时候我老在想,当一个人手握绝对权力的时候,认错比什么都难。
权力越大,认错的成本就越高,最后宁可把几百万人的死亡归结为他们在“配合敌人演戏”,也绝不承认自己的政策出了差错。
斯大林回给肖洛霍夫的那封信,今天读起来依然寒意刺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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